毛泽东长征中一次致命的危机

2025-08-26 12:10

▲遵义会议时的毛泽东

毛泽东一生中

最黑暗的时刻

主讲人｜刘统

【编者按】本文根据2016年9月10日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第八季第二讲现场实录整理，全文两万多字，本号昨天转发了上半部分，今天转发下半部分。

【摘要】毛泽东深知这已是一场致命的危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仅剩八万余众，既无粮草，又缺枪械，几乎丧失了作战能力。面对困境，毛泽东将如何应对？起初，他寻求和平解决。然而，当和平谈判无果而终，他便开始探索其他可行的道路。

张国焘率领着二、四方面军，再度踏过草地，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实现了历史性的会师。陈昌浩等人撰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会师词，我们热切期盼着这一刻，盼到了望眼欲穿，宛如失足的孩子重归母亲怀抱。这感情是多么真挚！长征的胜利会师，无疑是革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幕。一、二、四方面军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终在陕甘宁地区实现会师，中国革命由此迈向了重大胜利的新篇章。

张国焘、毛泽东陕北

红军三大主力成功集结，最欣慰的莫过于蒋介石。他心说你们三家到一块了，很好，给我一个彻底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天赐良机。于是蒋介石赶紧调兵遣将，调集了50万军队，把陕甘宁团团包围，东边阎锡山，南边张学良、杨虎城、顾祝同、胡宗南，西南马步青、马步芳，西北马鸿逵、马鸿宾。蒋介石对将领们说，攘外必先安内，消灭了共产党红军，我会带你们抗日的！

毛泽东知道这是灭顶之灾，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红军一共还剩下八万多人，要吃没吃，要枪没枪，基本上没有战斗力了。毛泽东怎么办呢？首先他是求和。《毛泽东书信选集》从1936年10月到12月，两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写了17封信，一辈子的软话都在这个时候说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呵，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我们红军都愿意追随蒋介石共同抗日等等。蒋介石不为所动，他还不知道你共产党是怎么回事，非要消灭你不可。

面对求和无望的困境，毛泽东果断寻求新的策略。他首先下令彭德怀率红军挥师宁夏，这场战役被称作宁夏战役，亦被称为西征战役。根据党史记载，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相继发起了东征战役与西征战役，从而巩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地位。“那么，宁夏地区有日本人吗？你们为何要前往那里？”面对这个问题，我一时语塞，无法立刻给出回答。宁夏战役的初衷在于打通一条通往苏联的路线，经内蒙古进入外蒙。若情况不利，我们可率领队伍前往苏联。然而，战役一开始，毛泽东便意识到此路不通。若共产党和红军逃出国境，蒋介石将统一全国，中国历史中共产党将不复存在。因此，此路线不可行。

第二条路，派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西征，开辟河西走廊。这个事情现在有很大的争议，许多红四粉在网上写文章，说毛泽东就是要黑红四方面军，特地把他们派到河西走廊送死，削弱张国焘的实力，他好掌大权。这种说法是非常阴谋论的。

当年，此问题涉及双方的关系。首先，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表示：“你们不宜前往陕北，那里根本无法养活你们这六万大军，粮食供应不足，你们还是留在甘肃，开辟新的根据地为宜。”其次，徐向前、陈昌浩以及众多红四将领也因担忧陕北可能引发的路线斗争，以及清算他们在卓木碉会议中的旧账，而不敢前来。因此，他们内心充满疑虑。在此背景下，中央下达了指令，要求他们组建西路军，旨在打通国际通道，前往新疆，即与远方建立联系。中央还承诺，苏联已在新疆备有机枪和其他武器，等待西路军前去接收，并执行这一任务。（推荐阅读《西路军与陈昌浩终章》）

昔日，红四方面军在听闻这一使命时，士气高昂，欢欣鼓舞。他们心想：“到了新疆，我们就能装备苏联的武器，再度成为红军的领军力量。”在如此信念的引领下，红四方面军迅速行动，两万余人渡过黄河，一路西进。彼时，马步芳仅拥有两个师的兵力，如何能与两万之众的红四方面军抗衡。然而，中央突然下达命令，要求停止前进，就地建立抗日根据地，既不允许继续西进，也不准撤退。徐向前、陈昌浩对此深感困惑，为何不能带着从新疆获得的武器返回？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那些武器并非为红军准备。苏联的武器是赠予盛世才的，苏联意图在新疆扩大势力，与红军并无瓜葛。中央此举旨在让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开辟一片天地，建立根据地，以留一条退路。若陕甘宁地区形势恶化，中央或许还需寻求徐、陈的支援。这无疑是中央和毛泽东精心布局的一步活棋。

▲陕北红军态势图

“谁有如此能耐，能率军走完两万五千里？我自认并无此等本事。”怀着强烈的好奇心，他决定一探究竟，便悄悄前往洛川，与共产党秘密会面。共产党派出的代表是周恩来和李克农。周一，他们见到张学良后，不禁对他赞誉有加，称赞少帅年轻有为，如能领导抗日，共产党和红军都愿听从其指挥。张学良听后十分高兴，随即与红军结盟。首先，他资助红军十万大洋，并提供两万套棉衣棉裤，以助部队度过严寒，解决燃眉之急；其次，双方建立情报互通机制，相互不攻击，秘密渠道得以建立。

若蒋介石发动进攻，望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为我军让出一条通道，让我们率红军从中穿行，越过秦岭，返回徐海东在鄂豫皖的根据地；若鄂豫皖局势不容立足，我们再行二次长征，投奔河西走廊的徐向前、陈昌浩。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已深思熟虑，谋篇布局，旨在拯救濒临绝境的共产党和红军。

张学良回复电文称：“暂勿焦虑，局势短期内恐有新变。”对于何种变化，共产党亦未可知。随后，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言：“您看，共产党已求和，表示屈服，并接受了改编，难道不能将他们吸纳进军队？”蒋介石闻言怒斥：“你这小子，懂什么政治？”一番斥责之后，张学良怒火中烧，心想：“你这老头子，不给面子，那我就让你尝尝我的手段！”于是，他一怒之下策划了西安事变，于1936年12月12日，与杨虎城一同在西安将蒋介石扣留。

西安事变由张学良独自发起，事前并未与共产党有任何沟通，甚至共产党未曾预料到这一事件。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至陕北瓦窑堡时，中央政治局普遍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抓住蒋介石的好机会。他们期待张学良能组建抗日政府，并表示愿意与之合作。为此，立即派遣周恩来同志前往西安，商讨组建国防新政府的计划。中共中央强调，蒋介石必须被牢牢控制，而杨虎城则不可信任，必要时可采取极端措施。这种情绪反映了中共中央当时的强烈情感，对蒋介石长征途中的苦难感到愤怒，认为无法轻易放过他。

▲张学良结果西安事变一发生，全国舆论一致声讨，张季鸾在《大公报》写社论，现在国难当头，日本人虎视眈眈，张、杨两个军阀还在搞政变，还想篡位，你们不是乱臣贼子，谁是？全国的舆论一致声讨，张、杨显得非常孤立。

三天后，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送了指令，明确指出蒋介石是领导中国抗日的合适人选，而张学良则不适宜担任这一角色。中共中央应与蒋介石联合抗日，而非与张学良合作。在张国焘的回忆录中记载，共产国际的电报送达后，毛泽东显得非常激动，在窑洞中来回踱步，连连称奇，感叹局势突变，原本是如此安排的，如今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不是显得我们出尔反尔了吗？

事实证明，共产国际这次说对了。张学良，因其不得民心，中央不得不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迅速派遣使者追寻周恩来，并将共产国际最新的动态及时传达给周恩来。

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半月后，周恩来抵达西安，张学良急切期待着他的到来，渴望聆听他的意见。然而，周恩来并未直接与张学良交流，而是先拜会了蒋介石，并表示：“校长，我已到来。只要您同意终止内战，共产党和红军将全力遵从您的领导，携手抵御外敌。”蒋介石正陷于困境，被软禁半月，宋美龄和端纳不惜冒险从南京飞至西安，探望蒋介石。宋美龄劝道：“不要再继续‘剿共’了，南京那边有许多人盼着您倒台，觊觎您的位置。”面对困境，蒋介石决定先寻求自保，于是他对周恩来表示：“只要你们听从我的指挥，我可以停止内战。”在蒋介石的表态下，宋美龄召集周恩来和张学良召开会议，强调民族大义为重，国共两党应摒弃前嫌，重新携手合作，共同抗日。最终，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远非电影中所描绘的那般戏剧化。

西安事变让陕北局势柳暗花明，却让西路军陷入了困境。当时，西路军驻扎在张掖、武威一带，既无前进也无撤退，僵持了整整三个月。正值冬季，如今我们穿越河西走廊，依旧见不到村庄，人烟稀少，这里是个极其贫瘠荒凉的地方。两万红军的到来，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粮食，再次出现了在草地时的问题，即军队与回族居民争夺食物。三个月的时间里，西路军滞留在河西走廊，冬天无处安身。他们占据了回族的村庄和房屋，为了取暖，甚至砍伐了回民种植的树木作为燃料。面对这样的行为，回民怎能不感到愤怒？

河西走廊，那是一段历史中，左宗棠曾对回民实施重大军事行动的地方。因此，在那片土地上，不论回民属于哪个党派，一旦遇到汉人侵占他们的房产或土地，便会与他们抗争到底。马步芳便召集了约五六万民众，组建民团，与西路军展开了激烈的冲突。西路军在此地耗费了大量时日，当弹尽粮绝之际，更为关键的是，他们未能获得回民的支持，反而招致了回民的一致仇恨。这样的局势注定了战争的走向。在梨园口、高台等地发生的惨烈战斗，并非仅仅是马步芳的部队与西路军的对决，而是以马步芳部队为基础，联合了众多回民与红军展开的战斗。

▲西路军路线图

我抵达张掖，与当地党史办的同仁进行了深入的座谈。党史办的同事们见到北京来的学者，便准备了一份官方的讲话稿，开始用官方的语言发言。我则提议，既然我们都是研究历史的，既然我有幸亲临现场，那就让我们摒弃官腔，直接交流真实的状况。他们听后，不禁感叹：“哎呦，我爷爷曾说过，红军到来之时，对我们这里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树木被砍伐，房屋也被拆毁。当时，回族同胞与西路军展开激战，父子并肩作战。红军以步兵为主，而回族则多为骑兵，往往五六个红军才能制服一个回族骑兵。我们费尽周折，终于将他们从马背上拽下，西路军缴获了上百匹战马，并组建了自己的骑兵团，与马家军对抗。然而，当双方交战至阵前，马家军只需吹一声口哨，那些马匹便驮着红军士兵跑回了他们的阵地，因为那些马匹原本就属于他们。”

最终，西路军的败局异常惨烈，徐向前与陈昌浩仅以身免，艰难逃回陕北。红军主力损失殆尽，唯有李先念率领的数百人艰难求生，最终逃亡至新疆。陈云及时伸出援手，接应了他们。（推荐阅读《西路军被俘将士命运悲惨》）

团长配团长，连长配连长，士兵配士兵，必须门当户对。当时西路军妇女团的团长王泉媛，便被分配给了马家军的一名团长。王泉媛性情刚烈，宁死不屈，常常以剪刀相抗，马家军见她性情如此激烈，遂施以重拳，将她逐出家门。此后，王泉媛历经艰辛，从甘肃一路跋涉，最终回到了井冈山的老家。

▲晚年王泉媛然而，众多红军女战士无奈之下，转而投靠了马家军，她们在当地被赋予了一个别称——“共产婆”。只要一听到四川口音，便可知她们曾是红军的一员——“共产婆”。她们嫁给马家军后，直至1949年，王震率领的部队西征新疆，途经青海、甘肃等地，对当地进行了全面的肃反运动。马家军驻地经历了三次“肃反”运动，可谓彻底根除了一切隐患。那些曾经的共产主义者如今变成了变节者，只因你选择了马家军的阵营。为何你不选择献身？那时的政治环境极为激进。

直至1979年，我国开始了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当时，我们复旦的一位学员被派往青海湟源县担任副县长，肩负起平反冤假错案的重任。他感慨地说，他所负责的地区最严重的冤案便是“共产婆”案件。于是，他开始调查，发现只剩下了几十位共产婆，她们都已年迈，七十岁高龄。自1936年西路军失利以来，她们一直承受着政治与身体的双重苦难。经过多年的努力，许多共产婆终于得到了平反，每个月国家会给予她们40元的生活补贴，她们无不感动得泪流满面。于是，有位名叫董汉河的记者采访了她们，深受感动，并撰写了《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一书。

那么，我们探讨一下，西路军的遭遇揭示了何种道理？革命，有人得利，有人吃苦。当时，西路军肩负着为中央政府预留退路的重任，因此在彼处僵持不前，既未向前推进，亦未退却。直至西安事变得以平息，他们已陷入四面楚歌，无路可退的境地。这便是历史，亦是西路军所遭遇的悲剧。

红军长征蕴藏着无数动人的传说，然而，这一部伟大的史诗又是如何得以传世的呢？首先，这离不开……埃德加·斯诺。

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斯诺应张学良之邀，悄然踏入陕北。恰逢毛泽东身处饥寒交迫之际，见到这位远道而来的美国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当即，他指示红军干部全力配合，搜集各类素材，要求每位同志撰写自己的长征回忆录，以便斯诺携至上海，为我们筹措资金、募捐物资，以期改善生活。于是，斯诺每到一处，我们都向他提供所需材料，并安排采访。他将这些资料整理成书，便是闻名遐迩的《西行漫记》。《西行漫记》的素材。

斯诺的采访仅涉及部分内容，斯诺离去后，红军整理了大量回忆录，积累了数百篇稿件。当时冯雪峰正准备从延安前往上海，以重建左翼文化。为此，延安方面将长征回忆录手抄了数份，其中一份便由冯雪峰携带至上海。原计划将其转交给鲁迅，然而鲁迅不幸去世，文稿便转给了书商。该书商将这份手抄本秘密保存。尽管回忆录已撰写完成，但由于国共合作的原因，未能进行编辑和出版。稿中涉及大量对蒋介石的负面评价。

毕竟，这乃是一份至关重要的史料。在那时，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受毛泽东之托，负责编纂这些文稿。徐梦秋、丁玲、徐特立他们数人于延安从事编纂工作，至1942年，终成两册著作，定名为《红军长征记》。

《红军长征记》首版采用土法印刷，朱德上将曾将其中一份赠予史沫特莱女士。史沫特莱女士离世后，此书捐赠给了哈佛燕京学社。社内在一次整理库存时，一位在上海的同志，当时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发现这是一本带有朱德签名的重要书籍。兴奋之余，该同志将此书复印并送往上海。此后，上海出版了两种版本：《红军长征记》，一套是1942年由徐梦秋编订的铅印本，收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另一套则是冯雪峰所携的手抄本。这两个版本终于得以重新面世。

1936年《红军长征记》手抄本

《红军长征记》1942年延安版这两个版本的重新面世，使得《红军长征记》的内容顿时丰富了许多。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便再难觅得这两个版本的踪迹。回想起当年在延安着手编写《红军长征记》的情景，参与者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刚刚经历过长征，对许多往事记忆犹新。尤为关键的是，那时的中央并没有设定统一的口径或框架，作者们可以自由发挥，随心所欲地书写，从而呈现出各自独特的个性和风格。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发现这些文字对前辈不够尊重，于是开始了对内容的净化与裁剪。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这是官方首次正式公布原始资料，但所收录的文章仅有五十余篇，其余一百余篇则已被删减。

1956年《红军长征记》选本

随后，我坚决表示必须寻找最初的版本。一经查阅，发现《红军长征记》共有100篇文章。我整理了《红军长征记》。然而，1956年的版本亦有其独到之处，其中收录的多篇篇幅较长的综述文章，并非源自我国，而是源自苏联的出版物。

这篇极具价值的文献，题为《随军西行见闻录》，署名“廉臣”所著。此书于1936年在上海问世，堪称珍稀之品。此廉臣，陈云所述即是我。抵达苏联后，我以“廉臣”为笔名，着手宣传长征故事。在著作中，我描绘了一位被俘的国民党军医，他跟随红军长征的经历。然而，陈云并未完成全程长征，在抵达泸定桥前，中央下达了指令，令陈云前往苏联，潘汉年则返回上海，他们随之离开了红军的行列。而廉臣也仅完成了长征故事的一半。

继此之后，一部名为《雪山草地行军记》的作品问世，其作者杨定华，正是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杨定华与陈云均为政治局委员，他们均具备全局观，且亲身参与了长征。因此，他们的著作不仅生动有趣，更充满了真实感。然而，有一点需要指出，他们撰写这些文章的初衷是为了宣传长征，因此笔下的内容无不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态度。

长征之苦，一言难尽。徐梦秋所著的《长征记》堪称上乘之作，其文采飞扬，笔触细腻，实为佳作中的翘楚。在描绘红军穿越草地时的饥渴之苦、艰难生活以及知识分子野外生存的情景时，笔触生动细腻。徐梦秋，作为毛泽东极为赏识的宣传工作者，以其卓越的文采著称。然而，命运多舛的徐梦秋在穿越雪山和草地时不幸双脚冻伤，严重坏疽。抵达陕北后，马海德医生随斯诺一同到来，为他救治，但不得不将徐梦秋的双脚截肢，导致他终身残疾。尽管如此，徐梦秋后来仍被毛泽东重用，前往新疆与盛世才进行统战工作。面对是否投靠苏联还是国民政府的抉择，盛世才坚定地选择站在中国人的一边，尽管他是苏联共产党的成员。最终，他选择投靠国民党，并与共产党划清界限，逮捕了包括陈潭秋、毛泽民在内的众多共产党人。在将他们全部逮捕之后，徐梦秋最终选择了屈服，走上了背叛的道路。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在盛世才的残酷镇压下，英勇就义。徐梦秋因此无法回归，她选择了投身军统。

1949年南京城，国民党面临败退，毛人凤曾言，对那些背叛共产党的叛徒，我们无需带走，此刻他们对我们有何价值？徐梦秋陷入绝境，刘伯承进驻南京之际，他仍试图与刘伯承搭上关系。共产党方面回应，久寻不得，竟在此找到你这叛徒！遂将徐梦秋投入监狱，直至1970年代，他在狱中离世。

因此，徐梦秋的这些作品自然不宜公之于众，亦不宜收录于《长征记》中。直至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得以公正地审视那段历史，这才决定将徐梦秋的文章原貌整理出版。在整理徐梦秋的文章之初，我以《红军长征记》1942年的版本作为底本。然而，当我翻阅1936年的手稿本时，却发现其中大段文字描写得尤为生动，例如，我们惊异地发现喇嘛庙中的佛像竟然可食，我们每日以锅煮之，味道如同豆沙，且需隐瞒其他同志，以免落入空门。此类文字，我认为极为真实。

▲徐梦秋长征史料越接近时代，越真实。我已将这些文字悉数恢复，即便是那些被划上标记、框定范围，他们个人认为不宜保留的部分，我也一并还原。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才能保持内容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然而，红军中的这些文人士子所撰写的文章，可谓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细节。红军，同样是人，是一群充满朝气与纯真的年轻身影。

彭家伦是红军政治部的干事，他写的文章为我们解开了飞夺泸定桥最后的谜底。彭家伦写的文章被删了好几篇，为什么删他的文章呢，我把原始版本拿来一看，原来他写红军刚刚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到了国统区的一个镇子乌迳，一看有饭馆、有集市，红军就高兴了，他们到了杂货店，老板，我买两块钱的盐。老板给他们称了16斤盐。红军说两块大洋有这么多的盐吗？我们在苏区的时候两块钱一小口袋盐都买不了。可见当时禁运多厉害，他们一下扛了一大麻袋盐回去，两个红军战士兴高采烈。还有一个战士，到了杂货铺一看，一个塑料瓶子，这里面一定是炼乳。老板说这不是牛奶，你别喝。战士不信，拿起来就喝，是墨汁，喝了一嘴都黑了。他就跟老板打架，大闹一场。彭家伦赶紧赶到，说是你不对，人家不让喝，你还喝，犯傻了吧！就这样的情节，很可爱，表现出红军是一群非常天真烂漫的人。而且在长征中，也不完全是痛苦，还保持着这种乐观精神，而且还能把这些朝气蓬勃的东西记下来，我认为是非常可贵的。

因此，每当我整理《红军长征记》一书，心中所想便是将最为原始的资料融入其中。这些资料越是贴近原貌，便越能拉近我们与1934、1935年的距离，越能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

背干粮过草地（黄镇）

长征给我们什么启示？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点，长征首先是为了生存。若非有共产党的领导和红军的力量，革命事业将何以继续？因此，在遭受“左倾”路线的压制和失去苏区的不利局面下，毛泽东他们选择了撤退，而且退得越远越好，直至抵达荒凉无人之地、生存环境极端恶劣的区域，方能确保部队的存续。然而，这样的环境下不宜轻易交战，一旦交火，整个部队便可能全军覆没。这并非示弱，而是基于实际状况的明智选择。

第二点：方向问题。何去何从？是退守于偏远的深山荒野，或是开拓一条进步的道路？如何实现进步？唯有抗日斗争，唯有唤起民众的力量。因此，毛泽东选择了奔赴陕北，而非如张国焘般困守川西北的藏区。这取决于个人的志向和气魄，而这样的方向并非一蹴而就，需一步一个脚印，边走边观察，边摸索。最终，将个人理想与实际状况相结合，方能达到既定目标。

第三点，长征无疑彰显了红军那非凡的作风与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力量，超越了人类体能的极限。穿越雪山与沼泽，体验四渡赤水的征程，是对红军在极端艰苦环境中生存能力的深刻体悟。我们是否具备这种意志，去投身事业、投身工作，克服重重困难？若你在遭遇微小挫折时便选择轻生，那你的坚韧与红军相较，根本无法匹敌，你只能算是一个失败者。我们从红军的故事中汲取了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在红军自身，也正如传教士薄复礼所描述，红军的形象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敬佩。

张学良部下目睹红军长征队伍，不禁感慨：队伍中竟有众多长者，如徐特立先生；更有众多女性，如蔡畅女士；更有留学归来的学子。他们难道只为金钱？显然，他们有着坚定的信仰，不愧为伟大的共产党人。当年，无数人深受其感召。如今，当我们重提长征，更应深刻领悟红军长征所展现的精神。

红军长征不仅构成了共产党的宝贵遗产，更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我们这一代人在改革开放征途上的强大动力。将这种精神融入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将其应用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斗争中，方是对红军长征精神最深刻的传承与发扬。

（全文完）

【作者简介】

刘统（1951年9月1日—2022年12月21日），出生于北京，“文革”中老三届。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大校军衔；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教授。长期从事历史地理、中共党史与战争审判研究，出版著作数十种。代表作有《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历史的真面目》，以及“解放战争系列丛书”《决战：东北解放战争》《决战：华东解放战争》《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