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义勇军从兴起到溃敗——一段鲜为人知的悲壮历史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当年一支规模很大、名震中外的自发抗日武装。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借口，有预谋突然袭击奉天北大营，继而侵占全东北。 九一八事变时，中华民国副总司令、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在北京看戏，不接电话。半夜，邻居包厢终于敲开了门，告诉他日军已袭击奉天北大营，张学良于是离开戏院，并敕令请战与北大营共存亡的旅长不许抵抗。四百日本鬼子赶跑了七千东北军的“精锐部队”。第二天张学良正式下令“不许抵抗，以免事态扩大”，并议定电告南京国民政府，“请国联调停干涉”。 当时，东北军三十多万军队，...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当年一支规模很大、名震中外的自发抗日武装。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借口，有预谋突然袭击奉天北大营，继而侵占全东北。
九一八事变时，中华民国副总司令、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在北京看戏，不接电话。半夜，邻居包厢终于敲开了门，告诉他日军已袭击奉天北大营，张学良于是离开戏院，并敕令请战与北大营共存亡的旅长不许抵抗。四百日本鬼子赶跑了七千东北军的“精锐部队”。第二天张学良正式下令“不许抵抗，以免事态扩大”，并议定电告南京国民政府，“请国联调停干涉”。
当时，东北军三十多万军队，除了在关里的，东北尚有十九万军队。而日寇仅仅一万四千人驻扎东北。东北军如果想歼灭这些日军，是轻易的，这时候才有国联调停的可能，日本人也就不敢全面进行侵华战争了。这是包括张学良本人晚年接受采访承认、众多史学家研究的成果。张学良拱手相让东北的山河，是历史罪人无疑。
东北抗日义勇军
张学良让日寇在“919”轻易掠取了沈阳的262架飞机和所有的大型军械，这是真正的拱手相让大好河山！
蒋介石在“919”夜才知道九一八事变，曾经命令撤退逃跑的副总司令张学良部死守锦州。张学良一边命令部队加快逃跑，一面对国民政府谎报“在抵抗”。就这样，十九万东北军被一万多日军打跑、吓跑了，东北沦陷。
九一八的第二天，朝鲜平壤鬼子的一个专列，立刻发往中国东北，于九月二十一日到达沈阳，他们是侵占全东北最积极的帮凶军。原生活在东北的朝鲜人，朝鲜话都不说了，用蹩脚的日本话袭扰中国人。
多亏张学良逝世前接受采访，亲口承认是自己下令不抵抗时，蒋介石还不知道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全部十九万东北军跑到关内了，蒋介石还蒙在鼓里。不然，蒋介石即使死而复生，也百口莫辩。
但是东北军的部分军警人员，自发组织了抗日义勇军，例如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率领警察抗击日军，后往辽南地区将民团和保安部队组成抗日义勇军。
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将军为保卫哈尔滨组织的江桥抗战，坚持了一周才败退。
原东北军将领、依兰镇守使、二十四旅中将旅长李杜将军组织抗日自卫军，举起了抗日义旗；后来成为抗日名将的谢文东加入抗日自卫军，多次打击日寇战果卓著，只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加入国军序列。
现在有史可查的部分：谢文东率领暴动队员一次打死、击毙饭冢大佐十七名日军；一次阻击日寇一千余人，炸毁军车十七辆……
百路抗日义勇军超过三十万人，超过了张学良的东北军人数。只是他们没有像样的武器和供给，没有后方和支援。但是义勇军曾经十一次攻打沈阳、六次攻打长春，曾经占领了十六个北满县城，给日军以重创。
一九三一年北平各界组织东北抗日救国会，辽宁、热河、内蒙古地区的武装统一改称“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当年十月，辽宁凤城县警察署长邓铁梅建立东北民众自卫军。
一九三二年二月，东北军营长王德林建立“中国民众救国军”；十一月马占山将军撤至海伦地区后，吸引了各抗日武装五万人的义勇军。三二年是义勇军发展最高潮的时期，也有许多“胡子”的武装团体参加义勇军。
有记述者称义勇军鼎盛时期总人数达55万，先后有超百万人参与！
义勇军燃起的烈焰终究在严寒与孤立中走向黯淡。他们没有后方，缺乏补给。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冬成为最致命的敌人。莽莽雪原，无处藏身。露天宿营一夜，便可能冻僵成冰；若燃起一堆取暖的篝火，青烟即是招来围剿的信号。而装备精良的日军，却如恶狼般在雪原上高效围猎。1932年那个残酷的冬天，成了大部分义勇军难以逾越的生死线。
国民政府一直支持义勇军，由一位官员在东北负责接济。国民政府将义勇军中的大批学生送往黄埔军校。当义勇军孤立无援、溃败下来时，一直关注这支部队的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进行了艰辛的谈判，最后双方议定：东北抗日义勇军经过苏联西伯利亚区域，辗转进入中国新疆，具体转移路线是从黑龙江、乌苏里江边境撤入苏联境内，被集中至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等地转运，途经赤塔、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阿亚古斯，部分路段乘闷罐火车，但阿亚古斯至塔城边境的200公里因铁路中断且积雪过深，只能徒步。
1933年3月5日，首批队伍从塔城巴克图口岸入境，经18站旧驿站（现塔城至乌鲁木齐沿线）抵达新疆腹地。途中，苏联政府提供便利保障，国民政府支付三百七十万美元（约等于现在一亿美元），作为此次转移的费用支付给苏联。这批义勇军出发时四万多人，其中家属婴幼儿一万多人。漫漫征途上，饥饿如同跗骨之蛆。全程遭遇零下30℃至50℃的严寒，日均仅400克黑面包，饥饿与冻毙导致人员锐减。距离新疆仅二百公里处，上万生命因力竭与饥馑倒毙在风雪之中。到达新疆后，军队残余一万多人，家属仅有五千人，家属和部队全数不足二万人。
在转移过程中，国民政府后来再提出增加美元请苏联政府提供更多食物，再过境人员。但苏联政府自己部队的供应尚且不足，此时美元已难换得活命粮。
苏联政府要求所有义勇军必须缴械，并以“俘虏”身份转移。小部分官兵因无法接受被俘身份，或因严寒环境、心理压力等因素，选择留在苏联。苏联政府将他们安置在伊尔库茨克等地，并安排部分人员赴莫斯科深造。
留在苏联当劳动者的义勇军战士，以其坚韧与勤劳赢得了当地人的尊重。他们在林场挥汗如雨，伐木劳作，与这片收留他们的土地结下了情谊。许多人就此扎根远东，与当地女子成婚，在异乡开枝散叶。直至今日，广袤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依然生活着不少义勇军的后裔。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便是其中见证，父母皆为义勇军烈士，他六岁随部队退入苏联，在国际少儿营长大，最终成为红军翻译——血脉与记忆，在历史的夹缝里倔强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