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对胡适态度大转变的背后原因
一 1954年，举国开始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胡适在大陆的许多弟子与友人，或主动，或被迫投入了这一大潮，其中包括有些后来被学界尊为大师的人。但吴晗却始终没写批判文章。对于这事，吴晗的友人说法颇不一致。黄裳在为《吴晗全集》写序时认为：“说他是念旧情也可，说他未能划清界限也未尝不可。”但据吴晗好友夏鼐在纪念文章中说，1949年以后，吴晗“也不讳言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不过在政治觉悟提高后便‘反戈一击了”。言谈之间，对故人“反戈一击”颇不以为然。不过，夏鼐没有说明吴晗在何时“反戈一击”的。另据与吴晗有同门...
一
1954年，举国开始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胡适在大陆的许多弟子与友人，或主动，或被迫投入了这一大潮，其中包括有些后来被学界尊为大师的人。但吴晗却始终没写批判文章。对于这事，吴晗的友人说法颇不一致。黄裳在为《吴晗全集》写序时认为：“说他是念旧情也可，说他未能划清界限也未尝不可。”但据吴晗好友夏鼐在纪念文章中说，1949年以后，吴晗“也不讳言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不过在政治觉悟提高后便‘反戈一击了”。言谈之间，对故人“反戈一击”颇不以为然。不过，夏鼐没有说明吴晗在何时“反戈一击”的。另据与吴晗有同门之谊的罗尔纲回忆，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时，吴晗的夫人袁震曾当着吴晗的面对罗尔纲说：“你和吴晗都是给胡适思想影响很深的，必须好好改造。”吴晗当即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京后，我做胡适工作，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的客厅了。”罗尔纲据此认为，吴晗“于解放前三年就与胡适断交，划清界限”。连吴晗在内，四个人四种说法，让人颇有罗生门之感。
如今，吴晗已成为20世纪中叶中国政治与文化领域的研究焦点之一，而他同胡适之间的关联，映射出中国政治与学术交流的深邃内涵。在这一议题上，吴晗本人的言论无疑最具说服力。根据记忆心理学的研究，个体的回忆往往难以避免地带有筛选性，会过滤掉部分不愿保留的信息，而突出那些希望宣扬的部分。这便成为了我们审视和分析吴晗与胡适关系时的重要原则。
二
1950年，吴晗发表过一篇自传体的文章，题为《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关于胡适，是这么说的：
在中国公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撰写了一篇名为《西汉经济状况》的论文，并将其售予大东书局，收获了80元的稿酬。这篇论文是在胡适先生的中国文化课上完成的，他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学期结束时，胡适先生因政治立场被迫离开学校，那时他正是蒋介石的反对者。他的离去让我感到在中国公学的继续学习变得无趣，恰逢这笔稿酬，我便糊里糊涂地踏上了前往北平的旅程。1931年的夏日，我考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再次得益于胡适先生的推荐，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为我提供了一份工读生的职位，每日工作两小时，每月可获得15元的酬劳。
吴晗1929年秋季升入中国公学大学部，胡适作为校长，给他上过《中国文化史》课。次年5月，胡适辞去校长之职，他与吴晗仅有两个学期的师生关系。当时，胡适已是名满天下的学界领袖，吴晗只是初入大学的及冠学子，前者的著作与教学都对后者有启蒙作用。1930年3月19日与6月29日，吴晗在中国公学时给胡适写过两封信，前信请教有关法显《佛国记》的问题，后信则讨论曹雪芹生平与生卒，明显受到胡适佛教史研究与《红楼梦》考证的影响。他在给胡适的第一信里说：“除了先生以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应该说是他向胡适求教的肺腑之言。后信是在获悉胡适辞职北上仅月余后写的，信尾附笔道：“我下半年要转学到北平燕京大学去读历史系，想请先生写一封介绍信，不知可以吗？”胡适是否代为介绍不得而知，但吴晗在胡适走后就要转学燕大，显然有追随北上的意味在。因而吴晗在1950年说，“他一走，我想在中国公学再念下去也无聊”，是真实的想法;而自称“糊里糊涂跑到北平”，则是言不由衷的讳饰之语，他已不想暴露当初北上的真实动机。但直到此时，吴晗还是承认胡适在学术上对他的重大影响，把胡适对他“很欣赏”保存在自己的记忆里。他在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时保持沉默，应该与这种回忆不无关系。黄裳说他对胡适“念旧情”，“未能划清界限”，都是言之有据的。由此看来，1952年吴晗对罗尔纲说的那番话，一方面固然有与胡适在政治上撇清的考虑在，另一方面，吴晗从抗战后期起明显左转，以致引来国民党方面“吴晗诺夫”的绰号，胡适也对人说过“吴晗可惜，走错了路”，因政治观点上“君向潇湘我向秦”，吴晗从昆明回京后与胡适少有往还，也应不虚;但对胡适学术对自己的影响，并未一笔抹杀。故而罗尔纲说他在解放前三年就与胡适划清界限，则未免过早。
学与任教的经历说：
我选择的专业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历史领域，深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的思想对我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与他们的直接交往不多，但我广泛阅读了他们的著作，我的治学方法和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胡适的影响。胡适与陈寅恪的考证方法、顾颉刚的疑古精神，在我那个时期的作品中都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尽管因与某些人的交往，我的文章中涉及了一些关于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的论述，从而遭到了他们的批评，但他们依然对我寄予厚望，坚信我未来必将成为他们所期望的、具有资产阶级学者风范的学者。
诚然，不得不承认可谓“实为胡适的门徒”，胡适、陈寅恪与顾颉刚的思想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提及“深刻的烙印”等表述，已不再带有自我炫耀的色彩，反而透露出一种明显的疏离倾向。与此同时，他在人际交往中明确表示“与他们的交流颇为有限”（对此，下文将予以剖析），并在学术理念上与胡适等人划清界限，以至于他们对他“颇有微词”。夏鼐所述吴晗在1949年后“坦言自己是胡适的学生”，这一状态大致维持至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当然，其间他已经从默默接受转变为有意疏远，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即便如此，吴晗对于胡适学术理念给予自己的影响，尚未完全予以否认。
三
1957年“反右”以后，吴晗再次提到胡适是1962年7月与《北京日报》记者关于研究历史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吴晗从自己学历史谈起，一再强调“我是自学的，过去自学，现在自学，没有跟过任何老师。这话说来不大合理，我上过小学、中学、大学，为什么还要说没跟过老师”，关于大学，他这样说：
又到上海中国公学念了一年。这时（1929年）我写了一篇《西汉的经济状况》卖给大东书局，得到80元稿费。拿到这笔钱后，我就于1930年跑到北京来考大学。……后来清华大学破例收我作插班生，我进了史学系二年级。
行迹编年依旧，但胡适、陈寅恪、顾颉刚与蒋廷黻等对这段经历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物，却作了虚化处理。谈话另一处尽管还提及他们，口吻却与此前大相径庭：
当时史学系主任是蒋廷黻，一个十足的洋奴，他上课用洋文，连对老婆讲话也用洋文，中文不通，不能写。他的文章都是由胡适改了发表，因为不通。
我跟陈寅恪先生还学了三年，听他讲隋唐史。他研究得很细，如唐代李姓考，也没有学到什么。
在三十年代，我踏入清华大学的校门开始我的学业生涯。在那个时期，教师队伍中竟无一人涉猎明史研究，全国范围内亦鲜有人问津。我对明史的了解，全凭自学而来。
胡适曾担任我的导师，然而他并未传授给我多少知识。至于蒋廷黻，我也未曾从他那里获得过什么学术上的滋养。我的所学，主要源于自学之路。
作为一位受过高等教育专业训练的历史学者，吴晗自然明白大学教育很大程度上依赖自学，然而，名师的启发与指引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种指导更多体现在方法论上，而非具体如明史等知识领域。此番关于自学的讨论，实则旨在否认与胡适等学者之间的学术联系。面对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的陈寅恪，吴晗的学术造诣足以辨明其学术价值。尽管在1957年的《自传》中，他有意保持一定距离，仍承认陈寅恪的考证对其著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同年他却宣称从陈寅恪那里“并未学到什么”。究竟哪种说法更贴近事实，显而易见。当然，这种后来的说法，与“大跃进”时期郭沫若号召历史系学生超越陈寅恪，以及主流史学对陈氏史学观念的不认同，有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在私人层面，他们之间的互动是否相对稀少；其次，在学术领域，胡适是否未曾给予他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四
首先审视吴晗的初露锋芒。在中国公学的那一年，他的学术天赋便吸引了胡适的目光，因此在1931年，胡适在给吴晗的第一封回信中便直言不讳：“我记得你，并且知道你的工作。”这段师生情谊对于吴晗投身史学之路至关重要。然而，吴晗欲北上燕京大学深造的愿望未能实现，原因在于他在中国公学的英文成绩仅得C级，最终由顾颉刚推荐，暂任燕大图书馆员。次年，吴晗报考北大与清华的二年级插班生，其首选北大，胡适时任文学院长。考试结束后，吴晗拜访了胡适。那时，他早已辞去燕大图书馆的工作，并带着弟弟来北平报考辅仁大学附中，经济状况堪忧，陷入了困境。吴晗在1931年8月8日致梁志冰的信中透露了这次会面的细节：“犹记月前往适之师时，渠时适知生窘状，曾询生以需钱用否，如欲钱用，彼言时即手取钱袋欲以相授，生当时谢绝。”八月的录取名单公布，吴晗因数学零分未能如愿进入心仪的北大，却意外地被清华大学录取。吴晗将这一结果比作“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原因显而易见：首先是胡适在北大，其次是“盖因在清大校内谋事极为不易”，而他必须通过工读来筹集自己和弟弟在北京求学的全部费用，因此他自称“遂处于极端为难进退狼狈之地位”。
身处抉择的困境，吴晗再次拜访胡适。胡适诚挚地“勉励他做出入学的决定”，并慷慨地答应提供必要的协助。胡适言出必行，于8月19日亲自致信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及教务长张子高：
今年，清华大学录取的转学生中，吴春晗（注：原名吴晗）来自中国公学。他是一位成绩斐然的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深厚的功底。他的研究涉猎广泛，成果显著；今年，他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工作，独立编纂了《胡应麟年谱》，其学术功力与判断力均不容小觑。尽管家境贫寒，他本计划通过半工半读的方式继续学业，但由于在清华并无熟人，恐怕难以迅速获得工作机会。因此，我写下这封信，恳请二位兄长特别关注吴春晗，给予他一个工读的机会。若他无法获得工作，便无法入学。我已劝他下定决心入学，并承诺将代为请求二位兄长的帮助。
近日拜访了适之先生，他告知我已经致信清大校长翁文灏先生、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以及史学主任蒋廷黻先生等人，并附上了我所编撰的《胡应麟年谱》，请求在清大为我谋得一个职位。现已收到回复，同意在史学系为我安排一份工作，具体岗位是助教或其他职位待定，工作内容是整理宫内档案，待遇至少足以维持生计。适之先生还担心我资金不足，额外借给了我40元，用于入学后的购书费用，并叮嘱我安心入学，其他事宜他也已着手安排。这份深厚的关怀与情谊，让我倍感愧怍，不知如何回报。
得益于胡适的举荐，吴晗在抵达清华大学报到时受到了格外优待，这一点在1931年9月9日他写给梁志冰的信中得到了证实：“9日清晨，我有幸拜会了教务长张子高先生和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他们都对我表示了特别的关照，这显然是胡师长的信中所托所致。关于工读事宜，蒋主任已经决定在下周一的教务会议上，以史学系的名义予以批准。尽管还需走一些程序，但实际上并无任何障碍。”在胡适的大力帮助下，吴晗的工读安排得以顺利推进，仅仅需要完成一些必要的手续。胡适不仅助力他顺利进入清华大学，还帮他解决了工读的种种手续问题。如此紧密的联系，显然与吴晗后来所述的“与胡适往来并不多”的说法相去甚远。
五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吴晗在入学次日致信梁志冰说：“清大环境之佳为国内第一，水木清华软红不起，自幸得此仙境，此生差为不虚。三年内已定耑攻明史，秦汉史则以积习已深，暇中犹复不能忘情，然已降作附庸。”由此可见，吴晗当时的史学兴趣主要在秦汉与明代两段，他此前撰写《西汉的经济状况》与已着手做的《胡应麟年谱》，都不过是初入史学之门的尝试而已，其立志治明史，当在入学清华以后。这一决定，固然与其本人学术旨趣有关，但与胡适关系极大。据胡适在吴晗入学三天后致信说：“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这与其说是蒋廷黻的劝告，还不如说是胡适为吴晗在设计今后的学术方向。就在9月12日的信里，胡适说明了之所以让吴晗专治明史的理由：
在秦汉时期，史料匮乏，非初学者所能轻易梳理，因而更适合经验丰富的学者投身研究。由于史料有限，许多地方不得不依赖大胆的推测，而证实这些假设往往异常艰难。若无深厚的经验和极为严谨的方法，很难有所建树。至于近代历史，虽然初观可能给人以整理难度大的印象，实则整理起来相对容易，这得益于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始终脚踏实地。只要付出勤劳的努力，便有望取得成就。每提出一种观点，每深入一层理解，都易于得到验证，这对训练研究方法大有裨益。
这是胡适在深思熟虑后以一个学术前辈对史学后进的中肯指示。不仅如此，胡适在这封信中还答复了吴晗的问学，共有五项，更是对吴晗治明史的直接指导：
你问的几项，大致可以解答如下：
（1）应先细细点读《明史》;同时先读《明史纪事本末》一遍或两遍。《实录》可在读《明史》后用来对勘。此是初步工作。于史传中之重要人的姓名、字号、籍贯、谥法，随笔记出，列一表备查，将来读文集杂记等书便不感觉困难。读文集中之碑传，亦须用此法。
（2）在满洲未曾入关之前的历史，已有学者专程进行深入研究。您可以先阅读孟森所著的《清开国史》（商务版）等书籍。目前，您无需过分关注这部分内容，因为它是另一门独立的学术领域。谢国桢先生的关于该时期史料的考证，已经由北平图书馆出版发行。至于孟心史先生，他目前任教于北京大学。
（3）在通读一代全史之后，不妨尝试撰写一篇“专题研究”类的短篇论文；题目宜小不宜大，追求“小题大做”，以此锻炼自己的研究能力，切记不要选择过于宽泛的题目。
（4）编纂笔记尤为实用。每条笔记均需详细记录卷册与页码，以便引用时能够轻松复查。众多精彩的“专题研究”正是基于这些笔记的成果。
（5）在明代，个人记载相对匮乏，然而，诸如“倭寇”之乱、西洋贸易往来、南洋事务，以及耶稣会士东渡传教等问题，均可在日本及西方的文献中找到丰富的参考资料。蒋廷黻先生必定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指导，而我对此领域实属门外汉。
参照吴晗在1962年的那次发言，我们有必要提出两点看法。首先，吴晗在进入清华大学时，明史并非如其所言那般“全国无人问津”，胡适曾提及的孟森便是当时的知名学者。其次，鉴于胡适对蒋廷黻在明代中外关系史领域的推崇，认为他“必能指导你”，可见蒋廷黻的史学成就并不如吴晗后来所贬低的那么不堪。事实上，蒋廷黻在当时已发表多篇关于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独特见解论文，他的代表作《中国近代史》虽在七年后才完成，但也不能断言其“中文功底不足”，更不能说他“未曾从蒋廷黻那里汲取任何知识”。
谈及胡适，他堪称名师大家，对吴晗在研究明史方面的指导既深入浅出，又切中肯綮。他不仅宏观上为吴晗提供指导，甚至在论文中关于对历史人物“不宜过多使用表字”等细节问题，也一一予以明确指正。
而吴晗既经点拨，豁然开朗。他一周后给胡适的信里就坦承从胡适那里获得的启示与教益：
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几项，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着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在上星期已托人买来了崇文本的《明史》，逐日点读，另外做了几千张卡片装了几只匣子，分为（1）人名（2）书名（3）纪事三种，按类填定，比较复杂的就写上札记簿，准备先把《明史》念完后，再照先生所指示的逐步做去。
吴晗于1932年4月24日致胡适的信中提及：“自去年以来，研读《明史》之际，诸多疑问纷至沓来，其中最令我心生疑窦的，莫过于胡惟庸之案。”此番言论亦佐证了他日后所著《胡惟庸党案考》一书，实乃承袭胡适“逐字逐句阅读《明史》”之教诲的结晶。
概而言之，吴晗专注于明代史学研究，在学术领域及研究方法上，深受胡适的精心设计及悉心指导。胡适对人才的珍视如同渴求，凡遇良才，无不极力推荐，当时的吴晗对胡适的恩情铭记于心，这一点从他1931年9月18日写给胡适的信件中可见一斑。
承蒙罗尔纲兄转达先生的勉励之辞，我心怀感激，亦深感过去自己之不进。我未能以“道谢”之虚言相告，唯是时刻自省，确保不负先生的厚望与深情。
根据苏双碧所著的《吴晗传》记载，1934年，《清华年刊》刊登了吴晗的毕业照片，照片上吴晗亲笔题字：“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录胡适之先生语。”这字句无不彰显胡适对吴晗学术理念与治学方法的深远影响，且吴晗对此亦深感自豪。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62年的谈话中，吴晗却多次强调胡适在学术上并未对他有所助益，这显然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
六
吴晗与胡适的关系经历了显著的变迁。在1949年之前，他对两人之间在学术及人际交往上的联系从未有所回避。然而，到了1950年，吴晗开始有意对与胡适的交往进行掩饰，这包括他对罗尔纲表明已中止与胡适私人往来的言辞。在学术领域，尽管吴晗依然认可胡适对他的影响，但他已经开始进行自我反省。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中，他表示：“胡适对我的深刻影响使我沉迷于考据的狭窄领域，也因此难以取得显著的成就。”实际上，吴晗在明史研究方面的最高成就，不论是在《朱元璋传》之外，还是在《胡惟庸党案考》与《明成祖生母考》等深受胡适影响的考据论文中，都可见一斑。相较1950年的态度，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的《自传》中，吴晗在人际交往上采取了明显的疏远姿态，在学术领域，尽管不得不承认胡适的影响，却已明确表示批判，这正如夏鼐所描述的“反戈一击”。到了1962年，吴晗已经完全忽视事实，在学术领域也公开否认了胡适对其产生的重大影响。
自1949年起，吴晗对往昔导师的态度，从违心之词逐渐演变为欺心之论，而他对当时领袖的言辞，则从内心的感慨转变为忠诚的承诺，两者在程度上均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加强，直至1962年的那次交谈中，这一态势达到了顶点。在那次交谈中，吴晗再次提及毛泽东对其所著《朱元璋传》所提出的诸多宝贵意见。同年，江青向毛泽东提议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场悲剧的序幕就此拉开。
（摘自《敬畏历史》/虞云国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享有盛誉的“狗不理”包子，源自我国美食大家高贵友之手。
“狗不理包子”作为天津特色美食，在全国各地广受欢迎。这种肉馅包子的美味让人回味无穷。为何会有“狗不理”这样一个看似不雅的名字呢？一旦知晓其背后的故事，便能体会到其中所蕴含的诚信经营之道。
天津“狗不理包子”的创始人，名唤高贵友。自幼便热爱劳动，聪慧且好学，只是性情颇为固执，其父为他取了个乳名，曰“狗子”。在民间，人们常常将孩子的乳名取得较为俗气，实则寄寓着希望子女能够健康成长的心愿。待他们日后有所成就，再由先生赐予雅号，亦未为晚。1870年，高贵友踏入天津一家饭馆，开始了学徒生涯。未几，他便掌握了制作点心的精湛技艺。学徒期满，他自立门户，开设了“德聚号”包子铺。虽然包子制作人人皆可，但若想脱颖而出，非得拥有一手独门绝技不可。
高贵友毅然决然地摒弃了世代沿袭的包子制作技艺，潜心研究并打磨出独树一帜的工艺。他精心熬制一锅肉骨高汤，以此浸泡馅料。选用半发面作为包子的皮料，而馅心则选用七瘦三肥的上等猪肉。对于其他配料的配比，更是经过多次比较与实验。刀工上亦一丝不苟。最终在外观设计上独辟蹊径，仅用一两面制作四只包子，每只包子上需有十五道褶皱。在蒸笼火候的控制上，恰到好处。揭开笼盖，包子呈现微黄而晶莹的光泽，既不塌陷也不溢油。口感上，皮薄馅嫩，具有适度的弹牙感。
这种包子深受顾客喜爱，生意异常兴隆。然而，高贵友并未聘请帮手，一切事务皆亲力亲为。一方面，鉴于生意规模不大，而他本人身体康健，亲自操持能赚得更多；另一方面，他担心同行窃取其独特技艺。尽管如此，独自一人经营，在售卖包子时，既要为顾客取货，又要收银找零，确实颇为繁忙。于是，他摆放了一个筐子，让顾客自行付账与找零。而他则专注于为顾客递送、包装包子，以免在收银时弄脏双手。包子定价固定，即便有人询问，他也绝不透露。由于每天都是老顾客光顾，彼此熟络，他们便戏谑地称他为“狗子卖包子，一概不理”。这一称呼逐渐传开，久而久之，人们干脆将“德聚号”包子称为“狗不理包子”。虽然这个名字略显俚俗，却因其顺口易记，能够激发顾客的好奇心，最终成为了广为人知的品牌。
现今，“狗不理”品牌早已声名远播，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更在国际上广为流传。为了防止其名称被误译，天津市相关部门特地为其制定了英文名“go believe”，并将其悬挂于和平路大酒店门前。此外，该品牌在日本等国家注册了商标，加强了知识产权的防护。实际上，“狗不理”的价值所在，正是其坚守诚信的经营理念，保证商品货真价实，维护品牌特色。以诚信服务顾客，顾客亦以真挚的情感回馈。这正是“买卖公平”的商业哲学的体现。
作者：黄绍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