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泽东秘密回乡

2025-07-24 04:12

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出的“左”倾偏差，毛泽东于1959年先后两次返回故乡，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他通过与地方领导干部交谈、倾听汇报、主持座谈会以及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收集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对于端正党的作风、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坚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在“大跃进”运动及人民公社化进程中，显现的“左”倾偏向引起了毛泽东的深切关注

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热潮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生产的热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随着这一运动的深入推进，逐渐显现出一些“左”倾的偏差，给人民的生产与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湖南省与全国其他省份一样，同样呈现出正反两方面的鲜明对比。

湖南省，作为我国农业的重要基地，始终将农业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任务。自“大跃进”伊始，湖南便以农业为突破口，迈出了坚实的步伐。1958年新年伊始，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高瞻远瞩，发表了题为《鼓起革命干劲，实现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振奋人心的献词。随后，从1月3日至2月9日，省委召开了专门的农业生产会议，明确了“十年规划，五年完成”的战略目标，即提前至1962年达成原定1967年的发展指标，并响亮地提出了“三年改变湖南面貌”的宏伟口号。在“大跃进”的浪潮中，湖南农业的发展首先聚焦于水利兴修。一场声势浩大的水利建设运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此之前，湖南尚无中型及以上水库的建设。然而，在“大跃进”期间，全省共修建了9座大型水库、69座中型水库，使得蓄水引水量从1957年的103亿立方米激增至1960年的173亿立方米。其中，1958年全省新建中型水库27座，小型水库1582座，以及无数的塘坎沟渠，工程浩大。在这期间，湖南共修建了7座蓄水量超过1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分别是黄材、官庄、王家厂、水府庙、黄石、酒埠江和双牌水库。其中，水府庙、黄石、双牌三座水库的蓄水量更是超过了5亿立方米。这7座水库的建设，占到了20世纪全省大型水库总数的60%，为水利的综合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全省水利工程的支柱，为农业的稳步增长提供了关键保障，对湖南工农业生产的长远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在水利工程建设进入“大跃进”的阶段，湖南省的林业、工业、交通运输、国营农场、科技、文化以及教育等领域亦纷纷迎来了“大跃进”的浪潮。

“大跃进”运动的兴起，催生了湖南各项事业的迅猛发展。在此期间，湖南省展开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活动，陆续开工并建设了众多中型工业项目。这些项目的建设，为湖南工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大跃进”运动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果，却引发了诸多问题。首当其冲的是，为了追求“大跃进”的目标，生产指标被不切实际地不断拔高，一旦任务无法完成，便出现了虚报和夸大其词的现象。其次，这一运动严重破坏了各类生产结构和平衡。例如，“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水利”等活动导致大量农业劳动力被抽调，冬季作物无人管理，甚至已成熟的粮食、油菜籽等作物因无人收割而霉烂在地里，或是因收获粗糙和保管不善而腐烂。据估算，1958年湖南省因此损失粮食高达10亿至15亿公斤，油菜籽20万公斤。再者，众多工程未经科学勘察、论证和设计便匆忙上马，违背科学规律，导致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损失和浪费。

1958年，毛泽东莅临济南郊外，实地考察水稻的生长状况

随着“大跃进”浪潮的高涨，人民公社化运动亦同步兴起。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人民公社将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并逐步迈向共产主义的最佳组织形式，它将成长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石。”自此，一场声势磅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自8月下旬起，湖南省率先开展试点，至9月，全省范围内全面展开。自9月21日起，各地纷纷合并或新建社队，构建起人民公社的框架。至月底，全省宣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在日常生活领域广泛推行集体化模式，大力兴办公共食堂，实行集体住宿，集体用餐，共食“大锅饭”。各农业社将所有公有财产上交公社，不论多寡，概不退还或补给。人民公社作为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社合一的社会基层单位，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体制。全社范围内的重大生产活动均由公社统一筹划与组织。公社有权无偿调用各大队的土地及其他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各大队同样可以无偿调用各生产队的相应资源。人民公社普遍采用“供给与工资相结合，以供给为主”的分配机制。

数月运转过后，至1958年底，人民公社的诸多问题已日渐凸显。公社权力高度集中，管理过度而效果不佳，管辖范围广泛却难以有效控制，这严重打击了民众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大规模建设的公共食堂中，部分地方粮食使用缺乏计划，导致铺张浪费，有的运输社员四处流动，一日之内竟可享用五六餐，有的用餐时间甚至长达两小时，而有的则需跋涉数里路才能一餐。更有甚者，农户的房屋被拆除，以建造大型居民点，导致三代同堂共居一室，民众对此意见纷纷。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涌现的问题，并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切。自1958年冬日始至1959年夏日，他先后在郑州、武昌、上海等地主持召开了多场会议，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此外，他还致信全国各省、地、县、社、队各级领导干部，旨在从理论和政策层面纠正他所发现的错误倾向，包括急切过渡至共产主义、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否定按劳分配原则，以及“共产风”、浮夸风等“左”倾错误。

二、毛泽东立志深入了解真实的现实状况，遂决意重返离别已有32载的故乡进行实地调查。他坚信，在韶山这片家乡的土地上，必能洞察到最为真切的社会现实。

第一次是在3月19日至20日，紧随郑州会议结束之后；第二次则是在6月24日至28日，期间他先后走访了长沙、韶山、宁乡、望城等地，重点考察韶山。这两次调研采用了多种形式，获取了大量真实可靠的一手资料。

毛泽东惯用的调研手段之一，便是与地方领导干部进行深入交谈，倾听他们的工作汇报。恰在3月19日，湖南省委正召集全省六级干部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是探讨并解决人民公社体制的若干问题，会议最终决定将基本核算单位定位于大队这一层级。

我们曾经因为不切实际而吃了亏。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创造的，去年上半年便已出现。我在8月份曾说过‘人民公社好，好在其将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这番话如同疾风骤雨，迅速传遍各地，随之而来的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口号，以及钢铁、粮食的高指标，随之而来的是‘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等现象。这些导致了党与农民关系的紧张。要缓解和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党的认识和政策失误中寻找答案。

1959年6月，毛泽东重归久违的家乡韶山，与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合影留念。照片中，前排左侧依次为周小舟、王任重和罗瑞卿。

毛泽东在此首先表明了承担责任的决心，他指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提出了1070万吨钢的生产目标，然而却导致了9000万人投身其中，大肆施行人海战术，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对此，我愿承担主要责任，但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同样负有责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周小舟闻言，亦自省道：“这责任在于我们。在湖南，我们大兴水利、冶炼钢铁，采取的是疲劳战术，日夜兼程，忽视了劳逸结合的重要性。”

毛泽东就此缺陷强调道：“务必重视民众的生活福祉，民众的积极性越高涨，我们越需给予更多关注，既要关注生产，亦不可忽视生活的妥善安排。”

统一领导，以队为根本，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自核算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员大会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与会同志对毛泽东同志提纲挈领的讲话深感其重要性，仿佛拨云见日，内心充满了振奋与喜悦。

在湖南进行实地考察的毛泽东，先后两次组织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等基层干部以及部分老农和乡贤参加的座谈会，以深入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回到故乡韶山后，他立即与韶山冲的几位长者进行了座谈，恳切地邀请他们提出宝贵意见。起初，老人们因顾虑重重而不敢直言，在毛泽东的多次鼓励下，一位老农终于开口：“以前种地得用铁犁，得靠人力，您年轻时耕作，那大片稻田，一脚踩下去，能收八斗米。现在只插几寸高的秧苗，产量反而减少了，听说这与您的政策有关，我们实在无奈。”毛泽东回应道：“那‘六条’你们知道吗？”老农回答：“韶山这里的人还了解，但有些地方不允许提及，还听说有些地方一亩能产几万甚至十几万斤，还要求深耕几尺。我们难以置信。”毛泽东表示自己也对此表示怀疑。老农继续说：“他们指责我们是老保守，对老年人不尊重，有保守思想的就会受到批评和斗争。好在韶山这里还好，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设立食堂并不切合实际，将来我们会停止这一做法，让夫妻团聚，满足群众的需求。”他还表示，“你们的意见很有价值。这种真实的声音，只有在韶山这样的家乡才能听到，而在中央或其他地方则难以听闻。”

“你们每日所需粮食有多少？”李文贵答道：“每人每日九两。”接着，毛泽东又问：“每亩田地能产多少粮食？”李文贵回答：“大约每亩四百多斤。”鉴于之前当地干部汇报的数据偏高，毛泽东便对随行的干部表示：“你们的数据并未如此之高，过分夸大，导致农田荒芜，这也是饿荒的原因。”他对身边的周小舟指示：“这些问题你必须解决。”

毛泽东亲自深入现场进行实地考察。然而，由于“大跃进”时期“左”倾错误的盲目指挥，原本适宜种植水稻的土地出现了变化。毛泽东发现多达十余亩的田地并未种植水稻，他指着那些田地询问：“此地种植的作物是何物？”周围的群众回答：“此处种植的是杉树、漆树等二十余种树苗。”毛泽东对此表示不悦：“你们山上未绿化，却让田地变成了绿化区。当前我们首要任务是解决粮食问题，林业与农业应避免争夺耕地，应当将田中的树苗移植至山上。”随后，毛泽东转身询问随行的周小舟：“湖南提出了何种口号？”周小舟回答：“苦战三年，改观湖南。”毛泽东严肃地回应：“若是如此，即便三十年也难以实现改变！”

“那不可能。”毛泽东继续问：“若我生病，这碗饭怎么办？”农民回答：“那就由家人享用。”毛泽东又问：“若有客人来访，比如姐姐、岳丈或舅舅，没饭吃不是只能回家吗？”农民答道：“他们会自带粮食。”毛泽东转问陪同的当地干部：“这样做的益处是什么？”公社书记毛继生答道：“主席，我们计划使用粮食，防止有人一个月的粮食半个月就吃完了，导致补粮问题。”毛泽东在了解了食堂的实际情况后，严肃指出：“你们应将粮食分配到户，合理计划，节约使用，忙时多吃，闲时少吃。作为干部，要积极工作，相信大多数群众会听从党的号召，合理安排粮食，而不会浪费粮食的是少数。”

在召开庐山会议前夕，毛泽东同志亲自巡视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对众多事务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湖南，他深入基层开展调查，获取了一系列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为庐山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会议前夕，他精心准备了18个议题，涉及政治经济学学习、形势分析、任务部署、体制改革以及公共食堂等问题。与此同时，针对这些议题的解决方案，毛泽东同志在心中已有了大致的轮廓。

三、在湖南的故土上，毛泽东同志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此举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庐山会议召开之际，彭德怀基于对形势的独到见解，与毛泽东的观点存在分歧，遂上书毛泽东，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不幸的是，彭德怀的这一举动遭到了毛泽东的不当批评。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此一判断使得会议议题从纠“左”转向了反右，随后在党内及各个部门掀起了一场反右倾的风暴。尽管如此，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对湖南进行的两次深入调查，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些调查不仅对加强党的思想统一、改善干部作风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为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莅临李文贵家庭，与当地百姓进行了温馨而深入的交谈。

我们目前尚未实现机械化，化肥和农药供应不足，优良品种也有限，主要依靠农家肥和精耕细作，产量难以大幅提升。制定生产计划时，必须留有充分的余地，否则容易导致事情办砸。

在进行了若干次的实地考察之后，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虚报浮夸之风较为盛行，遂强调各级干部在工作中务必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勇于直言不讳，致力于务实之事。

调整生产建设目标。1959年6月26日的晚宴过后，送别了各位乡亲，毛泽东与王任重及其他两位同仁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在经济议题上，他着重指出，计划制定务必追求全面平衡。经济建设既要激发干劲，亦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如管理国家与操持家务，都要力求精明核算。这实质上反映出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国民经济建设指标设定过高，亟需对生产建设指标进行削减，以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整。

坚决解决公共食堂的难题。1959年6月26日夜晚，毛泽东与乡亲们齐聚一堂，召开座谈会进行总结时强调：“各位乡亲，你们所提出的宝贵意见，体现了对党的深厚情感和对政府的坚定支持。希望你们今后能继续踊跃发言，大胆提出建议。我返回北京后，中央将召开会议，深入研讨，并向全国发布指导意见，以期统一解决食堂问题。我们刚刚开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缺乏经验，遇到问题，中央理应承担责任，尤其是我，必须承担起首要责任。”通过实地考察公共食堂并召开座谈会，毛泽东对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有了深入了解，为后续解决这些问题做好了充分准备。

商品经济之必要性不容忽视。在湖南省与党政干部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客观条件依然存在。由于不同所有制形式并存，包括全民与集体所有制，商品经济便不可避免。现阶段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求我们维持商品生产和交换，否则即是对农民权益的剥夺，包括生产资料、产品所有权及按劳分配权的侵犯。摒弃商品经济和商品生产，实质上是否定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原则。正是这些观念，成为“一平二调三提款”等“共产风”现象的理论基础。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应继续推进商品生产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对于实施“一平二调三提款”的地区，必须坚决进行赔偿。毛泽东强调，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的存在是合理的，公社不应干涉大队和生产队的财产，以免引发“共产风”。未来发展的方向应当是加强集体经济的壮大和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有效地遏制了“共产风”，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农村市场的活跃。

“河南省委调整方针，将原高级社定位为基本核算单位，深受群众拥护，请各省、市、区党委予以关注。”毛泽东实际上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做法表示认可，并统一了全国各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从而使得公社的管理逐步趋向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