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词人——苏轼（中），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苏轼一家人这次出川走的是水路。俩妯娌是第一次出门，也很好奇。她们只知道丈夫是进士，是要做官的，肯定不知道她们会跟着丈夫一样名垂青史。王弗自不必说，史氏活了80多岁，因子孙显贵，得诰命，为楚国太夫人。 一家人走走停停，游览名胜，有所感则成诗文，编撰为《南行集》。苏轼考进士的时候诗赋一科没及格，经过这段时间的练笔，其诗文水平进步神速。 嘉佑五年二月，三苏重返汴京，苏轼为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辙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为县里的三把手。在欧阳修得推荐下，俩兄弟参加名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科考试。考试...
苏轼一家人这次出川走的是水路。俩妯娌是第一次出门，也很好奇。她们只知道丈夫是进士，是要做官的，肯定不知道她们会跟着丈夫一样名垂青史。王弗自不必说，史氏活了80多岁，因子孙显贵，得诰命，为楚国太夫人。
一家人走走停停，游览名胜，有所感则成诗文，编撰为《南行集》。苏轼考进士的时候诗赋一科没及格，经过这段时间的练笔，其诗文水平进步神速。
嘉佑五年二月，三苏重返汴京，苏轼为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辙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为县里的三把手。在欧阳修得推荐下，俩兄弟参加名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科考试。考试成绩分为五等，其中一等和二等只是名义上的，所以三等便是最佳。苏轼得三等，被称为百年第一人。
苏辙也许恰好到了叛逆的年龄，言辞过于激烈，本以为必定遭到罢黜，一场考试下来，过不过已经不重要了，能保住现有的官位已经不易。司马光很欣赏苏辙的言论，将之定为三等。有考官认为苏辙得言论对仁宗不敬，即使不定为欺君，也不能轻松放过他。仁宗说：“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意思大概就是：我们要召的就是直言极谏的人，如果因为直言极谏而弃用，那天下人怎么看我呢？经过商议，苏辙为五等。
整个宋朝300余年，该考试中举的也只有40来人，兄弟俩竟然可以在同一年中举，而且几乎都是三等。这就相当于在最难的高考中，哥哥考了满分，弟弟不如哥哥，因在作文中骂人扣了两分。至此，才有了仁宗高兴的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
1061年，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科员到地方上担任三年法官。凤翔在现在陕西宝鸡的附近，凤鸣岐山的地方，可能是藏锋漏拙，凤凰变成了宝鸡。苏轼在凤翔干的极好。
和第一任太守一块求雨，最后雨还真的落了下来。苏轼因此写下著名的《喜雨亭记》。但是雨连下三天，吓（下）得苏轼很忧虑。
和第二任太守陈公弼关系特别不好，苏轼职位低又年轻，特别憋屈。陈公弼建凌虚台，要苏轼写文章记下来。苏轼做《凌虚台》，文中说台子再高迟早会倒，站台子看风景就是隔岸观火自命风雅，借物讽人。以往连例行公文都会挑刺的陈公弼这次一字不改的刻在了台上。苏轼不觉得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年少气盛了。后来苏轼离开凤翔，又做《凌虚台诗》，懊悔于自己的自负傲慢也赞扬陈公弼的豁达。陈公弼的儿子就是河东狮吼里的陈季常，和苏轼关系很好。
仁宗将苏轼外放历练，却没等到苏轼回来。1063年，宋仁宗因病驾崩，没有子嗣，皇位传于养子赵曙，也就是宋英宗。
英宗很仰慕苏轼，想把苏轼召回身边。宰相韩琦认为26岁的苏轼太年轻，恐怕担不住这样的恩宠，建议再缓缓，反正金子总会发光。
1065年苏轼回到开封，任判登闻鼓院，相当于国家信访局。不久苏轼通过学士院的考试，任直史馆。直史馆是官名也是个荣誉称号，以后是可以越级当大官的。苏洵身体不好，苏辙一直留在京城照顾苏洵。苏轼既然回了开封，苏辙也就离开开封，出任大名府推官。
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和苏辙扶柩还乡，守孝三年。苏轼兄弟俩怎么都想不到，这一去一来，世界已经变了。
1066年，苏轼兄弟二人运送苏洵的灵柩回故里，一起回乡的自然会有两人的妻子，不过苏轼妻子王弗也是灵柩。王弗在1065年的5月病逝，只留下一个6岁的儿子苏迈。
苏洵逝世前和欧阳修一起完成了一百卷的《太常因革礼》。这是本礼典，苏洵虽然署名最后，而且官职最低，仅为主簿。但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才是这部书的主要编者，因为那主簿也是挂名，只是为了按主簿的水平给他工资。在书中，苏洵坚持史家之体例，保存了宋代仪制之“不善者”或“不安者”，也为后期研究宫廷政治斗争提供了依据。比如，仁宗不喜自己的第一任皇后郭氏，甚至于废后。郭氏去世，仁宗有所愧疚，用皇后之礼安葬，却称郭氏。这是不合理的，次年仁宗追其为皇后，却不许皇后进祖庙，这也不合理。这种种不合理背后其实是仁宗废后实在太草率了，心里有点愧疚。这些不合理以及所对应的朝臣讨论都被完整的记录下来。
苏洵还有本《易传》没有编写完成，交给了苏轼，其实这也是最后教儿子的东西。苏轼45岁，跌入人生谷底，才开始编写《易传》，编写让苏轼再次审视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豁达，诗文都有了质的飞跃。
1067年4月，苏轼兄弟运送灵柩回到故里。在程夫人去世的时候，苏洵就在旁边修好了自己的墓，如今只是下葬。苏洵的墓志铭是欧阳修写的。王弗的墓志铭是苏轼所写。
守孝三年，苏轼再娶王弗堂妹王闰之。王闰之在家排行第27，所以叫廿七娘，闰之这名字还是苏轼给起的。这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她生于闰月，另一个便是闰指的增加，如闰月，这便多少有点无奈娶妻的意思。因为长子苏迈年幼，苏轼大概认为娶了小姨子才能更好的照顾长子。的确如苏轼所想，王闰之真的爱苏轼，对苏迈也视如己出，和苏轼相伴25年，死后同穴。
1069年，苏家两兄弟再离故乡，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连尸体都没回来。这一年，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开始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
所谓变法大概指破旧迎新。历史上的大繁荣都有变法的功劳。最典型的就是商鞅变法奠定了秦的统一。凡是破旧迎新必然会带着巨大牺牲，变法成功牺牲守旧派，变法不成功牺牲的就是改革派。变法比党争更残忍，往往都是你死我活，而且没有道理可言。但是，历史之所以进步就是因为有勇者支持或者反对变法，让历史车轮前进又不至于倾覆。
王安石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是这场变法却很另类。一般的变法总得有个立场的问题，偏向于统治阶级或者被统治阶级。比如商鞅变法，打破贵族与平民的界限，谁有军功谁牛掰，自然人人争军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神化专制王权，确定儒家的统治地位。王安石变法都不偏向，他的目的是富国强兵，所用的方法看似多样，但是在生产力没有提升的情况下，钱财总是固定的，所以变法归根到底就是“劫民以富国”。所有的钱都归到国库里，国家自然富强，所有人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也稳定了。
这自然遭到所有人的反对，支持此变法的就只剩下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他们不知道变法的具体做法或者意义，支持变法仅仅为了高官厚禄或者从中谋利。王安石无人可用，只能用这些人，反而弄得变法更加面目全非，一句话层层转达下去，无论是懂的知识份子还是大字不怎么认识的老百姓都知道自己要被坑了。
几乎在后世有正面评价的宋朝人就没有不反对变法的。比如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程颢、程颐等，乃至南宋的朱熹评价王安石变法都是“群奸肆虐，流毒四海”。直到近代梁启超将王安石变法的一些措施用社会主义学说解读，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王安石变法终于迎来了正面评价，如今历史书也认为王安石变法是正面的，失败的原因大概在于守旧派力量强大、急功近利、所用非人、不合时宜等所有失败变法都适用的理由。王安石变法中的确有部分现代金融业改革的性质，不过，时至今日，咱们的股市都是一团乱，更何况当时，根本就是胡扯。
王安石变法中王安石和司马光分属黑白，苏轼则是灰的。王安石推广变法的时候，苏轼反对变法，连上奏折，直至被诬陷，自请外放。司马光主持废除变法的时候，苏轼支持变法，于朝堂之上与司马光争论，又自请外放。
苏轼特别反对变法中的青苗法。青苗法是由官府放贷给老百姓，二分利，实行过程中，官府强制百姓贷款，利息自定，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三分利、四分利的情况。比如，强制农户贷一万块钱，一年后必须要还一万二千四百甚至一万四千八百，否则就打砸抢。这么高的利，坏账太多，官府收不来钱，强制收地，收了也没人种，恶性循环，百姓流离失所。我们现在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一万块钱一年利息1240，超过了就属于违法。如此对比，足见青苗法之黑。青苗法也成为王安石变法中的重大污点，任何解读对青苗法都没有好话。给王安石翻案的梁启超评价青苗法也是“善而不可行”，虽然有银行的雏形，但是缺少必要的监管手段。
苏轼支持变法中的募役法，所有人都得服役，如果服役的不够，官府雇人，工资由所有应服役人员均摊。所有人服役这点是王安石变法中难得的亮点，当然也是统治阶级最反对的一点，成为后期失败的主因。也是苏轼和司马光争论的重点。
苏轼没有站在新党或旧党的立场上，他立于一切之上客观审视变法，于是也成了王安石变法影响下最悲惨的人。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变法正式开始。苏轼守丧归来，因文学造诣和声望，做了“判官告院”，主管朝廷官员任命书及封赠。这个官比较清闲，就是写写公文，对苏轼来说毫无难度。
1069年4月，王安石的变法改到了“贡举法”，简化科举流程和科目，取消推举，重视实用性等。看似简化，实则变得更难。苏轼上《议学校贡举状》，不建议更改科举制度。王安石不悦，认为苏轼大概是闲的没事了。让苏轼“权开封府推官”。开封府职能众多，是京师刑狱的主要管理机构。包拯只是当了一年的开封府尹，电视剧都拍了几十年。苏轼作为推官，也就是开封府副长官，与另一推官轮流审案，虽然“以多事困之”，但不敢怠慢，“决断精敏，声闻益远”。苏轼也因此升“太常博士”。
王安石那边接连推出青苗法、颁农田水利条约、募役法、保甲法等。苏轼虽然忙的厉害，但是也“劲直敢言”，屡屡上书谈论新法不好。宋神宗认为苏轼的建议也不都是错的，打算重用苏轼，但是被王安石劝阻。苏辙竭力反对青苗法，为王安石不容，被贬出，到河南府留守推官。这也算是敲打苏轼。
1070年，苏轼上书要求罢免王安石。八月，王安石让手下的御史诬告苏轼在治丧回川期间贩卖私盐。当时四川的井盐热销到各地。苏轼从外地运盐回四川贩卖。这得多咸（闲）？明显的诬告，但朝廷却下令严查。自然什么也没查到。苏轼也不申辩，诬告都用上了，没法干了，没法干了，乞求外任。
1071年，宋神宗同意苏轼外任，选个地方担任知州。此时又被王安石劝阻，改为去颍州当通判。宋神宗想了想，批复，杭州通判吧。苏轼倒是没什么意见，还感谢皇恩浩荡。苏轼去陈州看了弟弟苏辙，还一起到颍州看望欧阳修。司马光也被罢免，回到洛阳，建“独乐园”，潜心修改《资治通鉴》。当开始使用阴谋诡计达成目的，当权者不制止，反而鼓励，这阴谋诡计必然反噬自身，王安石铸造的刀必然砍到他自己身上。
苏轼在陈州的时候，张耒前来谒见，苏轼推荐他去苏州应举。不到两年时间张耒便高中进士，时年19岁。他是苏门四学士中年龄最小的，却是最早考中进士的，是人生最坎坷的，也是最后离开人世的。官场之路跟着苏轼起起伏伏。仕途坎坷，屡遭不幸，家人接连病死饿死，虽三子皆中进士但三子皆亡，乃至至绝后。人生漫漫全是泪。
苏轼是带职去的杭州，全衔为“太常博士、直史馆、通判杭州军州事”。宋朝官制比较乱，大概由官阶、虚衔、实际工作三个组成。苏轼这种就是“可以上朝的京官来地方上作通判了，对军事和民事都可以管理”。宋朝的通判权力很大，本州公事需要知州与通判连署，通判还有监察官吏的权利。虽仅七品，但是可以向皇帝直接上书。此时的苏轼在神宗眼里仍然是可用之才。而苏轼也认为自己在另一个地方放光发热，挺好的。
正常来说，知州和通判的关系都是表面和谐但实际不会太好。与苏轼合作的第一任杭州知州是沈立，两人关系却不错。苏轼和沈立一起去吉祥寺赏牡丹，写“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这个老人大概就是指的沈立。第二任杭州知州是陈襄，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过来的。二人一同疏通杭州的钱塘六井，解决百姓饮水问题。
当时新法已经铺开，青苗法的弊端自然显现出来。官府强迫农民借贷，农民拿到钱后或者挥霍一空，或者因为收成不好付不起高利息，很多农田因此荒废。苏轼“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很多农民因此入了监狱。春节之时，苏轼不忍看他们无法与家人团聚，因此作保，放了300多名犯人回家团聚。
苏轼刚到杭州的时候，喜欢杭州，想写个杭州赋。恰好杭州新城县令的儿子送来一篇自己写的杭州。苏轼读后，深感不如，也就不写了。这个才满19岁的县令之子就是晁补之。
1074年11月，苏轼离开杭州，顺便拐走王朝云。也有说是王朝云听闻苏轼离开，送了一程又一程，终于感动了苏轼。这才带着她一同前往密州。苏轼升为正六品或从六品，担任密州一州的知州，相当于现在的潍坊市市长。因为是一方长官，此时可以和三品以上官员一样穿紫色朝服。苏东坡到任时恰值北方连年大旱、蝗灾泛滥，加之新法推行过程中出现了操之过急等现象，密州百姓民不聊生。苏轼灭蝗虫，缉盗贼，整悍卒，安定密州。当时人们过不下去有溺死婴儿抛尸或者直接弃婴的传统，尤其二胎三胎是女婴的，几乎出生即溺死。苏轼安排人捡拾婴儿，再安排人收养，并由衙门发放一定的补给。密州连年大旱，苏轼带人祈雨，果然下雨。祈雨这活，苏轼熟。
这个时候的苏轼也迎来了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两年多的时间，他写下了20多首词，其中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被称为密州三曲。概括来说就是哥过得好，想报效祖国，想远方的弟弟，想地下的媳妇。
担任杭州通判和密州知州期间，苏轼一直深入民间，亲眼目睹新法之下，人民过的越来越惨。诗词之中，也多有议论。王安石变法在宵小之辈的实施下也逐渐走样，连王安石自己都控制不住了。
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可能是彻底失望，隐居到了江宁。在宋神宗犹犹豫豫之下新法旧法皆为利所趋，新旧党争越演越烈，地方长官根据自己需要选择性执行，老百姓生活或安居乐业或水深火热。
1077年4月，苏轼改任徐州知州。才入秋，黄河决口。恰好又逢暴雨，洪水一路南下，穿过半个齐鲁大地，抵达徐州，后入淮河。“彭门城下，水二丈八尺”。苏轼站上城头，要与徐州城共存亡。45天后，洪水退去，徐州终得解脱。这次黄河决口看似天灾，实则也是改革派一味冒进，胡乱治河所致。当时黄河有一部分北流进入契丹人所建的辽国，王安石等人为了制辽，将北流河道堵死。逢大雨，黄河水多，东流的河道承载不了这么多水，终至决口。此次黄河决口还造就了八百里水泊梁山，演绎出《水浒传》的故事。
次年，徐州大旱。苏轼祈雨业务熟练，一番操作，果然下雨。为了解决百姓冬季取暖问题，苏轼勘测一番，发现徐州附近有煤田。既能解决冬季取暖问题，还能冶炼铁器。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秦观谒见苏轼，拜入门下。苏轼在杭州的时候已经读过黄庭坚的诗词，到徐州路上大概逢人就夸。这表扬终于传到了黄庭坚那里。黄庭坚激动的立即写诗给苏轼，夸苏轼。苏轼也给回了诗。两人一来二去的成了笔友。
1079年4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途中经过扬州，在欧阳修所修平山堂，苏轼缅怀恩师欧阳修，感慨万分。写下《西江月·平山堂》，词中写道：“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这首词不仅表达了对恩师的深切怀念，还蕴含了苏轼对人生的深刻感悟。苏轼大概预料到了自己的至暗时刻要来了。虽说死后万事空，但是活着就得努力。
